在关于“铁人”王进喜的报告文学里，有这样一个情节：1961年，王进喜作为劳模代表，到北京参加“群英会”。在长安街旁，他看见1路公交车顶着硕大而危险的煤气包缓缓行驶，想到国内燃油极为缺乏的现实，大为感慨，说出了此后传遍全国的豪言：“一定要把‘贫油国’的帽子扔进太平洋(601099,股吧)！”

　　但很少有人会记得，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，北京的公交车也曾有过一段烧煤气的经历。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的时候，全市的公共交通陷于瘫痪状态，市民出行极为不便。人民政府在财政非常困难的情况下，仅用不到一年的时间，就把北京的公交系统恢复到解放前的最好状态。经过工人们的修复，一批旧中国留下的老旧汽车，例如日本侵华时期丰田、尼桑和美国道奇等车辆，得以重新上路。这些“万国公交车”和一些用卡车改装的大客车，以及修复和新开的几条有轨电车线路，使北京市民的出行有了最基本的保障。但是，由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实施经济封锁，国内汽油奇缺。

　　为了节约汽油以支援“抗美援朝”战争，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，北京的一部分公交车“背”起了“锅炉”。这种锅炉的“学名”叫做“五一型煤气发生炉”，它由北京公交工人自行研制，用木炭、煤块燃烧时发生的煤气代替汽油。

　　为公交车提供能源的“锅炉”高约1.5米，直径约80厘米，旁边还安装了一个圆筒形的“煤气净化器”。司机驾驶这样的汽车非常辛苦，他们每天出车前两三个小时，就要从库房领出30公斤煤块，砸成乒乓球大小，放到锅炉里点火。待到浓烟散去，煤块蹿出蓝色火苗，司机就关闭炉门，造成缺氧环境以产生煤气。汽车发动前，要先用拖车在车场里拖上两三圈才能起动；而一旦启动，发动机就不能再停。

　　由于这种土法制成的煤气燃烧值很低，因此以它为燃料的公交车只能以1挡或2挡行驶。爬坡或者早晚高峰满载的时候，汽车只能像老牛一样慢慢挪动。每天出车三四个小时以后，锅炉里的煤已经快要烧尽，公交车就必须回车场添加燃料。如果它与车场距离过远，司机就不得不请乘客等待下一班汽车，并四下寻找木炭来救急。不仅如此，尽管这种“锅炉”安装了“煤气净化器”，但煤烟、二氧化硫和灰尘还是难免会进入气缸，使公交车维修工几乎每个月都要拆开发动机清理积碳。

　　在新中国的襁褓时代，这种完全不用汽油的汽车，承担起保障首都公共交通的重任。到1955年以后，国家经济逐渐好转，一批匈牙利的“伊卡露斯”牌和捷克的“斯科达”牌的“平头”公交车驶上了北京街头，取代了最后一批背着“锅炉”的公交车。1958年后，使用“解放”卡车底盘的公交车，又逐渐成为首都公交的“当家”车型。

　　1961年，由于国家经济极为困难，以煤气为燃料的公交车重装上阵。但这一次，它们已不用自带煤气发生设备，而是用煤气包充当油箱。这一批“煤气车”的服役历史并不长，到1963年12月，中国宣布石油已经基本自给，烧煤气的公交车就在北京城里消失了。

　　谭乃秦

　　北京排水集团退休高级工程师